熊希龄是中国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也是湖南湘西地区官至国务总理的第一人，他一生都投身于努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事业。抗战爆发后，他更不顾年迈多病的身体，到处呼吁抗日，坚持亲赴前线救死扶伤，为拯救国家民族危亡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纵观熊希龄的一生，其对中国的财政事业、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有巨大影响。而其高尚人格之养成，事业之成功，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熊家在当地的发迹不是偶然，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奋斗出来的。熊希龄祖辈居住在凤凰厅南面一个名叫水打田燕子岩村的地方。水打田是大地名，距凤凰厅治所约三十里。燕子岩位于水打田的西部，村里有一块高约两米的岩石，形同燕子尾巴，故名燕子岩。当时祖辈主要在此地事农，由于条件艰苦，很是俭朴，故熊希龄谓：“寒家僻在岩疆，自高、曾以来，以勤俭治生事。”直到乾嘉时期，因清政府加强了对湘西地区的控制，熊希龄的曾祖父熊朝简被招募为屯丁，之后，熊家开始构建军人门庭，以军事发迹。到熊希龄本生祖父熊廷燮这一代，熊家的家产已甚丰厚，不仅举家移居府城芷江居住，还于此建造了一座熊公馆。据载仅年收租谷即达一千三百余石，合十三万余斤，其田亩之多可以概见。此外尚有储银、俸禄、山林、房屋等不计。可以说，熊家到了延燮公手上，已经发达成为地方上的富室大户。

至熊父这一辈，熊家仍保持着军人门庭的传统，长期的军事世家，塑造了熊家人关心国家大事、艰苦奋斗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品格。其父熊兆祥于1892年以后，官升至升衡州协副将，抏标新左营管带，澄湘水师营统带。这个职务已经算得上中上级军官，可谓一大进步。熊兆祥治军有度，执法极严，非常负责。熊希龄谓：“先大夫刚峻，历统湘中水陆各军，弁卒或不称职，卒严绳无少假借……故先大夫蒞军数十载，持法务严而部曲归心。”而在家庭生活中，熊父为人宽厚，孝顺父母。他出嗣熊士贵，士贵死难，即恪尽人子之心，“迎丧归葬”；并为之“超荐道场”。迨本生父亲迋燮卧病在床，复“由镇筸改标在沅，藉获定省”。熊希龄对此记载云：“先本生王父统率长江水师，积劳致病，坐卧一床，转侧需人；先本生王母亦以衰老多疾，先大夫奉命归侍，与家母亲奉甘旨，先意承志。平时一袭之服，一脔之甘，非手自检料，度合老人习嗜者，不敢以进。乃至中裙瀚濯，未尝举委诸婢媵，盖终生王父母世若一日焉。”

熊父早逝，熊母吴氏对熊希龄的性格影响更大。熊母是一位勤俭持家、朴素生活、热心公益的人，她即使贵为命妇，仍以普通人自居，坚持“日日织麻纺线，以为女孙嫁妆之具，慈爱儿孙有加无已”。沈从文居熊宅时记载：“老太太自择，恐仍不如乡居之时，与二三戚里家人，于家里那所空院中晒黄酱、制腌菜、做菌油豆腐乳、谈家常旧话，易得有生真乐。”熊母虽平日生活简朴，但在公益上却不吝啬。当时熊希龄为发展芷江教育事业，想要创办一所民办小学堂，熊母听后非常支持熊希龄的提议，认同儿子的慈善理念，并当即嘱熊希龄以她的名义写了一份禀文给沅州府太守，将自己“手所缔构，规模颇称宏恺”的花园内的两栋西式楼房、园亭及器具、书籍等 ( 当时值白银两千多两 ) 捐献出来，作办学之用。当时亲戚中对此有异议，熊母则晓之曰:“是宅虽美，与其庇吾熊氏一家，孰若庇吾沅中一郡子弟之为得乎！”在儿子教育问题上，熊母格外重视，认为儿子教育比家庭的贫富更重要。她曾云：“家之贫富，宁在田宅耶？吾有诸儿，但勿失教，所获之丰当如何矣！”她也不以私谋利，尤其不想熊希龄因徇私而耽误国家大事。熊希龄在母亲这一族的男性亲戚仅有一个姨表兄，熊母也不准他去找熊希龄谋取官差，不想因此损害公利。熊希龄曾说：“希龄等所以得自树立，幸弗亏辱先德者，谓皆家母一语贻之可也。”可见母亲的谆谆教导，言传身教极大地影响了熊希龄良好三观的塑造！

在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下，熊希龄也成长为关心家国大事、责任感强、为官清廉、热心公益。从小父母就要严格要求熊希龄的课业，他自己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成绩一直很优异。考取功名为官后，熊希龄为官清廉。1908年，熊希龄因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的赏识，担任两位委任的职务，负责发展江苏手工业。这一职务本有很多“油水”可捞，但熊希龄坚守本心，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写道：“兄素性谨慎，不敢扯用公款，不敢乱借银钱，而于义利之界，守之最明，持之最坚，办一公事，往往贴钱，又因各处友人贷借者略略应酬，集腋成裘，已有力不暇给之势，而债台由此益高。”据此可知，熊希龄性格谨慎，为官不会轻易“越雷池一线”。他家庭并不殷实，为官也清廉，且受母亲影响，生活较为清贫，平日作风节俭。但一旦国家、百姓有难，熊希龄总能挺身而出，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为国家分忧。当时正值护国战争时期，战火蔓延至熊希龄老家芷江。熊希龄担心老母亲遭遇兵祸，加之不想参与袁世凯的复辟闹剧，遂向袁世凯请假回家迎母避难。袁世凯以家眷要挟熊希龄回湘替他斡旋，然而熊希龄顶住压力，以宣慰之名，行赈济灾民之实，以期缓解老百姓遭遇兵祸的痛苦。

可以说熊希龄一生都奋斗在慈善事业一线。1931年夏季，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湘、鄂等16省发生特大、重大水灾，其中仅湖南一省的洞庭湖区和湘、资、沅、澧四水沿岸，就有南县、汉寿、沅江、常德、安乡、澧县、湘阴、华容、岳阳、益阳、沅陵等50多个县受重灾：被洪水淹毙5万多人，淹没耕地700多万亩，无家可归的灾民达300余万人。面对这场危害了半个中国的水灾，当时受聘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赈务委员的熊希龄，把赈灾作为自己应尽之责。他除了向南京国民政府禀呈《十六省水灾救济意见书》，对救济的办法、措施、步骤作了十分详尽的论述外，还在南京中央政府安排赈款十分有限，对于救济灾民无异于杯水车薪的情况下，组织红卍字会筹措赈款16.8万多银圆，赈济灾民10万多人。

在积极筹赈外省灾民的同时，熊希龄对家乡湖南的数百万灾民更是给予了极大关心。早在1918年4月，他就邀同范源濂、郭宗熙等旅京湘人组织成立了赈湘团体“湖南义赈会”，自任会长。1921年6月，他又与赵恒等将湖南境内各中外团体机构组织起来，成立了“湖南华洋义赈会”，由他和赵恒任会长，谭延闿、聂云台及英、美、日三国驻长沙领事任副会长。这两个赈灾团体都在熊希龄等人的主持下，为赈济湖南的水、旱、兵灾灾民起到了积极作用。1931年6月至8月上旬，湖南全境先后连续遭遇暴雨，特大水灾发生后，熊希龄本拟于1931年8月30日动身前往湖南等省查勘灾情，但夫人朱其慧于8月25日逝世。他强忍巨大悲痛把夫人丧事办完，准备南下，这时“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熊希龄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马良、朱庆澜、温宗尧、黄炎培、张一等人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熊希龄还组织救护队前往长城抗日前线救护伤兵，设立难民、学生、妇孺收容所，收容从东北流亡关内的难民。

熊希龄一直以国家事为先。刚与毛彦文结婚不久，听闻江西灾情，熊希龄携夫人立马奔赴灾区赈济灾民，安排救助事宜：“余虽得一贤内助，精神极快乐，但快乐中不可忘却尚有无量数之困苦灾民惨于地狱，必须设法拯救，故对于江西农村及江山县灾状注意筹救，且为外孙等祝福也。”当时他与毛彦文尚处在新婚蜜月期间，但他仍不忘尚有无数灾民处在“惨于地狱”的困境之中，要去“设法拯救”。因此，他不仅当时正在上海筹购大米等物资赈济浙江江山的灾民，还决定偕同夫人毛彦文赴江西农村灾区，与当地机关共同赈济灾民，安排春耕诸事。

“以他人之幸福为幸福，以他人之快乐为快乐，不能私利于己而牺牲于人。”这句话是熊希龄写给毛彦文家书中的一句话，也是熊希龄人生的真实写照。他一生都践行这句话，为官清廉，一心为民，开展慈善事业，赈济百姓，以他人之快乐为真正的快乐。

熊希龄受益于父母的良好家庭教育，故其成家立业后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尤其是对弟弟与女儿的教育。熊希龄作为兄长，对弟弟非常关爱。他一家共有同胞姐弟四人。胞姐熊绣凤，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嫁给凤凰厅城内田应昌之子田景辉，此后姐弟之间很少见面。同胞兄弟三人之中，希龄为大哥，次为焘龄，三为燕龄。二弟焘龄是清朝贵州提督田兴恕的女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妹夫，曾留学日本，学习兽医专业，回国后到四川陆军兽医学校任过教官，后不知何原因患了疯病。清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被四川总督赵尔巽送进疯人院治疗，后被在赵尔巽总督府充任幕僚的朱树藩送回家照料。于1912年8月在沅州家中病逝，年仅38岁。二弟的不幸患病和早逝，使熊希龄心痛不已。因此，熊希龄更加重视小弟燕龄的心理状况与生活成长。燕龄虽性情豪放，待人忠厚，人缘甚好；但为人处世不拘小节，豪迈有余，谨慎不足，早年还染上了烟瘾。为此熊希龄经常给他去函电训诫。1909年，熊燕龄与堂妹夫胡佑延计划在沅州开一家盐店。熊希龄得知弟弟的计划，连忙劝阻：“惟近来商务疲滞，沅又僻处边陬，必无大宗资本、大宗买卖，势必盘剥诈取，以博蝇头微利，利未得而怨已滋，非忠厚之道，此其不可一也。同仁丰倒闭未久，弟忽立此牌号，知之者悉吾家事，当无异言，不知者以为移宫换羽，实无殊于掣骗。前日贺姓来争即由于此，弟等既不和婉以告，反闹口舌是非，不独为寿峰结仇，亦是于己不利，此其不可二也。寿峰办理同仁丰店事，误在太贪，兄屡函劝其收束，彼皆置之度外，至以店中存款而开各矿，尤属大误。兄虽再三力阻，彼与哲斋若罔闻之，以致遭此失败。兄办事向持谨同慎，非有十分把握，不敢下手。寿峰不听兄言，以至于此，弟奈何复蹈焉？此其不可三也。佑廷向来拘谨，弟又性情褊急，目前虽极臭味相投，将来一有不洽，必致始合终离，非睦戚之道。况彼此家虽不丰，尚不至于衣食困难，何苦轻于一试，贻后日无穷之累，此其不可四也。”在此封家书中，熊希龄有理有据地提出四个反对理由，从地区经济形势、两人性格差异，再以堂弟寿峰经营同仁丰店倒闭为例，分析开店的劣势。接着，给弟弟具体的建议。最后，在熊希龄的劝阻下，熊燕龄和胡佑廷后来将店歇业，不再经商。

熊希龄对家族子弟也非常关心。上述家书中提及的关于堂弟寿峰开店之事，熊希龄也给予了很多实质性帮助。寿峰开同仁丰钱庄时，熊希龄就告诫他之后恐金融秩序混乱，市场萧条，应及时收手，关店歇业。但寿峰没有听劝，后来钱庄倒闭，储户催债，寿峰无力筹钱只得躲在长沙。熊希龄忙完公事后就着手解决此事，给堂弟提了很多建议：“望弟得此函后，迅即返沅，先将黼人一项设法了结，其余沅城各款作为折扣，按款退还，下余之数，只能写一兴隆字据而已，至要！至要！至于人欠之款，以户房为大宗，兄观沅州寄来账目，尹，彭、邱、姚等项，约有万余串，此项尽可求府县严追。目前钱价甚贱，彼等已占便宜，然利息亦当如数补。断不可放松一步也。此外有可收者，均应力追，再不敷，不能不将田地、房产设法变卖，以免为人指摘。俟事了结后，再为我弟觅事，以期恢复可也。”不久，还专门再次修书一封劝告堂弟要遵守信义，不可因利失义：“兄一生于公于私义利之界，辨之甚晰，苟合乎义，即为弟事误，亦所甘心。”这不仅能体现熊希龄关心兄弟，为兄弟筹谋的善良之心，还可以看出熊希龄重视信义，教导堂弟应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尚品格。在熊希龄的帮助下，寿峰迷途知返，回家成功解决了此事。

熊希龄也不忘家族内部的事务，以自己私产接济族内贫者，推进族内教育：“将鹿、寿等明山田（年租六十一石）价购归我，镇竿黄鳞坳田补出两分价与大、三两房，田则归我（年租三十余石）。又将我所分得之在祖母坟邻近两路口田（年租五十余石），及拟购罗旧父墓之祭田（二十余亩），四项共收租一百八十余石，一并拨为祭扫公产，敦请亲族代管，禀县存案不准子弟挪用。拟提款建一熊氏武烈节孝祠，将我祖我父及伯叔兄弟之有武功及阵亡者，祖伯母之守节得雄者，各木主入祀其中。此田即附属是祠，订立香灯、祭祀、挂扫各费用章程，有余者，则随时贷出生利，留以为将来救济同族孤贫，教育子弟之用。”

熊希龄对女儿熊芷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在女儿的学业以及日后人生选择上，熊希龄设身处地为女儿考虑良多。熊芷从小冰雪聪明，成绩优异，受其父影响，熊芷逐渐对教育产生了兴趣，选择在美国攻读幼稚教育及教育行政。毕业后，熊芷打算去幼稚教育较为发达的英、法、德、意、比等国考察后，再回国投身教育事业。熊希龄得知后，详细分析了游历欧洲的利弊：“汝欲游历，游欧洲有两种好处，一可扩见闻，一可同德儿同归，道中有照料也。若现在不往欧洲，而先回国研究教育，得有经验再赴欧美考察，更为有益。以此两种原因，余故尚未能决，听汝自定，但阿霖则望汝速回之心甚切也。”他认为女儿一直在学习教育理论方面的知识，对实际的教学情况并不熟悉。在此情况下，如果把欧洲、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幼稚教育教学、管理等方法与经验照搬到中国，必然不符合实际，且益处不大。因此他希望女儿不要先去欧洲，要先回国研究教育，多接触一些实际，待有经验之后再去欧美考察，更为有益。熊芷深思熟虑后，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回国将其热血挥洒在香山慈幼院处。

女儿回国担任香山慈幼院院长后，减轻了熊希龄一部分管理负担。但晚年他也没有闲着，而是继续投入慈善事业。并且在家书里可以经常看到他给女儿分享自己的感悟，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也给女儿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增长了女儿的见识。比如1934年，熊希龄视察牟平恤养院，他考察发现该院婴儿部存在严重问题。为了尽快改变牟平恤养院养育婴儿的恶劣状况，熊希龄回青岛后与女儿熊芷商量两院合作事宜。不久就从香山慈幼院选派经过正规训练、通晓科学育婴知识的保姆去牟平指导，并训练该院保姆、乳母、佣妇育婴知识。

再如熊希龄也希望女儿多跟他讨论慈幼院的事情，会提醒女儿赶紧建好滑冰场，注重体育锻炼：“对于幼婴及家庭总部近事无一字提及，余甚不满。此后尚望随时告我，苗有心得与进步，亦是愈我之良方也。目前冬将结冰，上年奖品曾有冰鞋留待此时，今宜先践前约。且训练儿童身体，冬季溜冰，夏季游泳，最关紧要，望汝速即预备冰场。余意地点有四处:一、理化馆前面，即霖之球场；二、第四校洼地操场；三、蒙养园之小河；四、养蚕室南面。以上四处请择其一，先行筑垫冰场，上盖梁棚。不可省费，即费数百元亦值得，款由总院余存下垫付。冰鞋除奖品外多备廿双。望速与各校主任商之。”

熊希龄于1908年制定了约束兄弟姊妹和所有后代言行的家规《江陵堂家规》，主要内容是：守家训、习女红、重祭扫、知节俭。这凝练了传统家训的主要内容，可以简短概括为遵守规矩，重视工作，注重孝道，生活简朴。熊希龄及其家人身体力行，遵行这一规范。事实上，其成功也证明了良好家教的重要性。总之，名人家风故事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产，在新时代，我们也可以从中提炼出符合我们时代特性的家庭教育方式与家规家风。

（作者周秋光系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刘雨媛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